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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現實世界經濟的特征來看銀行業，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之下，大量的國外銀行進入了他國版圖，使那些具有銀行職業規定或“身份”的人，即受過銀行知識和技能專門訓練，或是具有相當長銀行從業經驗的職業人，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職業場所選擇的機會。在并不需要離開本土，也不需要過于精細的他國語言水平，不需要較多的他國政治、經濟和法律知識等的情況下，本土“銀行人”自覺不自覺地進入到了職業選擇的“全球化”過程。從國外銀行的角度來看，這就是一個向他國銀行“職業人”展示獨特的“職業價值”，從而吸引所需要職業人，特別是職業人才的過程，它形成了對于進入國商業銀行的嚴重挑戰和沖擊。

　　隨著經濟全球化浪潮的進一步推進，特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在即，大量的國外銀行將在三、五年內涌入中國，它們將帶來更多獨特的世界各大商業銀行的“職業價值”種類。我們所說的經濟全球化對于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沖擊，從最根本的方面看，就是國外商業銀行“職業價值”的獨特性而表現出對于我們銀行“職業價值”的強烈對比，以及明顯的超越魅力，從而爭奪走大量今天還服務于中國各國有商業銀行中的職業人才。當我們將這些不同的職業價值作一必須的基本分析時，爭奪職業人才的緊迫性已經活生生地出現了。那么，國外商業銀行，特別是國際化的大商業銀行對我們的“職業價值”比較優勢何在呢？

　　第一，經濟價值在量上的超越。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對于職業人的經濟價值分配，目前還基本停留于傳統的計劃經濟工資分配方式上，總量上與經濟效益并不直接聯系，結構上收入等級差別很小。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各國有商業銀行部分分支機構嘗試性的收入方式改造，由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沖突，以及傳統分配制度的制約，大多不具有透明的性質，商業銀行職業中的經濟價值量很不清楚，職業人常常只是知道自己部分收入而非全部收入的多少。對于那些職業素質高，也確實在銀行的勞作中創造大量價值的職員來說，他們得到的收入與其付出極其不相稱；當然，也就有相當一部分職業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發生“道德風險”問題，“搭便車”地占有了團隊中他人的勞動或財富。相比而言，在國際性的大商業銀行中，對職業人個人的經濟價值量，有著清楚的支付規則與規定，價值創造與收入所得密切相關，并無人為的總量控制或限定，結構上則表現得豐富多采和合理。它當然地會贏得職業人的鐘情，特別是職業人才的鐘情。在我們時下聽到的謀職于國外銀行中的國人的直接動機，大多是出于這樣經濟價值量和分配規則的合理上考慮的。

　　第二，經濟價值在質上的超越。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經濟價值分配在質上與國際化商業銀行的區別，主要表現在貨幣化分配的純粹與否之上。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職業人的收益分配，貨幣化程度不高，只有部分，甚至于可以說還是不主要部分，使用貨幣形式。相當多的收益，均以實物形式或變相實物形式分配，。貨幣化分配程度不高，表明個人獲得經濟價值的“自由支配”水平較低；同時，實物分配方式大多采取“暗分配”，形不成明白清晰的激勵；再者，如此的分配通常耗費更大，人們在不受約束中盡情的享受那種并不能夠個人自由掌握的“實物”。這種低質量的經濟價值分配，在國際化商業銀行那里基本不存在，純粹統一的貨幣分配，交予了職業人完全自由決定的“個人收入”，“暗分配”不存在，無謂耗費的減少還能夠增大個人分配的資源，它所形成的經濟激勵力量無疑大大強于國有商業銀行現行分配機制。特別地，對于當今承認“個人價值”的市場經濟社會里，貨幣化分配的程度，表現出“自由化的程度”，收益支配的自由又是一種增加的職業吸引力，當然也是一種價值力。

　　第三，銀行職業的純粹性突出，職業成就目標強烈，職業成就便于形成，職業成就感容易生長。在中國國有商業銀行中，職業人的職業純粹性不夠，許多的職業人過于多地承擔著非銀行職業所必需的事項和任務，相當量的時間耗費在不增加職業成就的事情上。相比于國際化的商業銀行，我們仍然有著相當量的直接社會性事項、行政性的事項，莫名的外來干預等等，它們必然地進入到銀行職業人的日常工作之中去，形不成與職業成就直接相關的“負面外部性”，進而形不成突出的職業成就目標，職業人付出時間與精力不少，卻沒有多么大的成就感，或是會失去相當量的成就感。國際化的商業銀行通常不具有復雜的社會功能，職業純粹突出了職業人實現自身最大職業價值的目標，它在職業價值上有著相對的硬度，因而在爭奪優秀的職業人方面，明顯地處于“職業成就感”上的吸引優勢。

　　第四，職業成就的評價專門化、標準化和制度化，“搭便車”程度相對較低，職業創新激勵份量相對足夠。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對于銀行職業人來說，還沒有足夠成型完備的職業成就評價標準和制度，大量的職業人對于自己的職業創新成就，或創新價值，找不到評價的依據，或評價不清楚，不容易讓人產生職業創新的激勵力量。例如，一個服務于某項目貸款的工作小組，由于團體工作的性質規定，通常會有“道德風險”事情發生，因為信息不對稱是絕對地存在著的，也就一定會有“搭便車”地享受足夠的待遇，而只支付最小勞作量的“職業人”出現。由于我們的職業成就評價水平還相當地低，不能夠分解個人的付出，如此的“搭便車”情況就十分地嚴重，它當然地傷及高素質職業人的創新精神，或者說，吸收或挽留不住希望職業成就顯化的職業人才。我們說，國際化商業銀行并不能夠全然地解決如此“搭便車”的問題，卻在職業成就評價方面的專門化、標準化和制度化，控制了它的發生范圍和頻度，從而有著對于職業人，特別是希望有成就的職業人特殊的職業創新激勵。一個人只知道勞作而看不到自己成果，或者是成果不能夠得到公正的評價時，他必定弱化其勞作的質和量；或者，會盡力去尋找能夠看到自己成果，或能夠公正評論成果的場所去，只要有這樣的場所存在。這種我們國有商業銀行與國際化商業銀行在職業創新激勵方面的差別，也就是吸引住人才方面的力量差別。

　　第五，國際化的商業銀行廣泛的社會承認及聲譽，能夠向職業人提供相當程度的文化充實、精神滿足與再就業的“身份優勢”。這顯然是一種巨大的職業吸引。國際化的商業銀行在長期的經營和發展中，形成了自身特色的經營制度、運作機制、社會形象、文化沉積和精神源泉，它們通過對社會的服務，最后贏得了為世人所廣泛承認和聲譽，也制造了生存和發展中輝煌的業績，無形給予了職業人一種明顯的優勢識別，在確定的知名的商業銀行工作過，本身就成了一種財富。這是造就職業人愿意為其服務，并且愿意為其長期服務的強大力量。相比較而言，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發展過程的相對短暫，變革中各種經營制度還未完全到位，文化沉積與精神源泉正值調整和重新形成時期，社會形象還不具有世界性的廣泛承認，它們對于職業人才的吸引力，還不能夠有種“優勢身份”的注入。

　　上述簡要比較分析之后，我們的結論是明顯的。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正面臨大量國際化商業銀行進入中國的沖擊，表現在職業價值方面，現在的各家國有商業銀行雖然規模不小，社會信譽不低，運行機制也在向著先進商業銀行的方向邁進，并且長期的本土特色管理文化沉積具有相當的魅力，但實無足夠的優勢可言。當然，國際化商業銀行職業價值方面的相對高水準，對于職業人的感受，一方面是職業移動的刺激；另一方面，也形成相當部分國有商業銀行的職業人改造自己銀行，創新職業價值的刺激。我們現在要考慮的，是中國的銀行職業人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有著何種心態，進而理解這樣兩重刺激，探求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之道。

　　現代人具有雙重的“身份”，即“民族國家人”和“職業人”的不同規定性，由此涉及到這等“身份”之下的生存方式選擇。由于現代人總是在確定的民族國家中生存和生活，同時又必須從屬于一定的職業，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機構的出現，便使得任何一個職業人，都有著謀職選擇與民族國家人的“身份”規定之間心理上的矛盾或沖突。

　　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人”，他的最大的人生價值，就是最大限度地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國家，并且落實到日常的社會活動中來。對于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職員而言，在經濟全球化中，服務于自己國家的銀行，用自己的才智，創造自己國家銀行輝煌，即是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人”身份最極至的價值體現。

　　作為一個單純的職業人，職業的輝煌，職業的價值最大化，是其最高的目標。一個銀行職業人，職業價值的最大化，決定他所作出的最理性的選擇，就是到最好的、國際化的大商業銀行中謀職，而不論這家銀行的“母體”出自何國，也不論這家銀行有著何種產權制度，有著何種民族國家的文化背景。由此，我們已經擺出了一道難題。

　　我們無意將“民族國家人”和“職業人”全然地對立起來討論，這根本不真實，也不符合人類社會的進程。但是，這樣兩者身份之間，實實在在地存在著不能統一的方方面面。我們是基于這樣討論前提的。一方面，經濟的全球化并不是民族國家利益的均等化和弱化，相反，它顯示出民族國家利益的強烈化，甚至于“全球化”還有“陷阱”之嫌，服務于不同的“民族國家”，實際上有著不同的利益對立。另一方面，在現實的歷史階段中，發展中國家的機構，職業價值相對較低，國際化程度較低，卻更需要一些高素質的職業人為之勞作和貢獻；而發達國家的機構，也就是有著更大國際化、全球化可能的機構，職業價值相對較高，還在“獵挖”發展中國家的職業人才。發展中國家的職業人，在職業價值實現與服務民族國家機構方面，有著不可忽略的矛盾。這顯然是歷史發展中的矛盾，它讓我們不能不在這樣的歷史階段上，作為發展中國家加以認真的考慮和應對。

　　應當說，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國的銀行職業人有著心理上或強或弱的痛苦感受或感覺。實現職業價值的最大化，當然的選擇就是在國外銀行，特別是國際化的商業銀行中謀職和服務；而在如此的歷史階段上，謀職于中國的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造和輝煌民族的、國家的商業銀行，使其傲立于世界銀行界之林，最能昭示中國銀行人歷史的愛國情懷。兩者之間或明或暗的對立，導致著相當一些中國銀行人的內心沖突與矛盾體驗。目前不少謀職于國外金融機構中的中國人，有著一些特殊的對此的感受，時常表露出一些“回歸”的意愿，莫不是如此痛苦選擇下，不同“身份”之間對立的產物。“民族國家人”的價值實現與職業價值最大的實現之間，在我們今天的歷史里，在部分中國銀行職業人心中，對立并痛苦著。

　　不過，當今世界范圍經濟發展的主流賦予了職業人更為開放的心理，在“民族國家人”與“職業人”價值之間，相當一些職業人有著某種自我釋放性的心理承受能力。換言之，這些職業人趨于“職業價值”實現時，并不明顯感覺有過重的民族國家意識負擔。具體到中國的銀行職業人，在這樣的兩種價值最大化之間，職業價值最大化的驅動力相對強烈一些。這顯然是由于中國所贏得的和平環境，和融入到世界市場經濟體系之中，民族國家的地位相當地牢固所決定的。職業人加入到他國銀行中謀職，并未強烈或突出化他國銀行對中我們這個“民族國家”利益的侵害，職業人沒有將民族國家的意識，過于生硬地加入到職業選擇的過程中，他們同樣懷著民族國家的“身份感”而選擇他國的銀行謀得職位。從一定意義上看，這也的確不意味職業人“民族國家人”身份價值的最小化，畢竟他通過對于職業的貢獻，增加了向自己國家提交的稅收量。

　　因此，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職業價值面臨國外商業銀行進入后的沖擊，特別是面臨國際化的商業銀行的沖擊，這是一種宏觀的認識；另一方面，中國的銀行職業人，也在如此的浪潮中，形成有某種心理上的矛盾，也時不時地表現出痛苦，這也是一種沖擊。不過，對于不同的職業個人而言，這種矛盾與痛苦的感受是不盡相同的。一般而言，銀行職業人心理上的沖突大于平靜的對待，畢竟在國外銀行中勞作，實實在在“打工”的感受是非常突出的。心理沖突的最終消失，只有在民族國家形式不再存在，世界統一為一個共同體時才能實現，這是我們時下還遠不能夠看到的未來。如此的心理沖突，也正是我們思考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職業價值提升和創新的基本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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