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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化與環保始終是一對尖銳的矛盾嗎？事實上，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從許多地方環保局秉承當地黨政領導的旨意，對環保問題虛與委蛇，可以看出在工業化發展并未達到一定程度的進程中，人們至少是漠視環保問題的。雖說環境保護早已經定為我國的國策，雖說一些有遠見的專家一直在研究如何將環保與經濟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然而直至今天，現實不容樂觀。

　　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拐點已經到了嗎？

　　環境經濟界有這樣一個數字，似乎說明發達國家是在已經完成工業化之后才開始進行環境保護的。從發達國家的歷史來看，環境質量的惡化與人均收入呈n字形(庫茲涅茲曲線)，即隨著人均收入水平又較低增加到較高時，污染指數增加；當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污染指數下降，這個轉折點(拐點)是人均收入8000美元(1985年幣值)。美國加大環境污染治理的投資是在人均收入達到10000美元時開始的，而日本是在人均收入達到8000美元時開始的。

　　由于有上述歷史，我國在發展中應不應該如發達國家那樣重視環境保護便成為一個爭論的焦點，我國人均收入今天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當年開始環境保護的水平，要求我國對全球環境與今天的發達國家同樣負起責任，是否有些過分了呢？尤其是我國正處于一個人均資源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狀態下，工業化水平至今至多也只是處于近中期的階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力群先生在不久前由該中心社會部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便列舉了現實中存在的這樣一種看法：有人認為，搞環保，國內無人叫好，只有洋人才鼓鼓掌，目前國內建設還不行，談何環境保護？發達國家將全球應分配給他的環境資源相當程度的透支了，已經嚴重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的環境使用空間，卻反過來要求發展中國家放棄高速的發展，以便讓發達國家在這個既定的秩序里享受舒坦的生活。我國不可能與發達國家保持一致，目前在我國，首先應考慮的是資源短缺問題。

　　這一觀點不能說毫無可取之處，發達國家理應為全球環境保護做出更大的努力。不過，回過頭來看我國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便得出更為科學的結論——經濟可否持續發展的問題已經提前擺在我們面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周宏春先生對記者說，近年來發展中國家的實踐表明，由于技術進步，污染的嚴重程度即污染指數的最大值已大幅下降，拐點已經開始提前出現，我國環境污染的嚴重性已經為大多數國人所認識。

　　周宏春列舉了如下數字：我國80年代前期環境破壞的損失約占GNP的6%；生態破壞的損失約為9%-12%；90年代前期約為GNP的2-4%，表明1980--1995年環境破壞的速率低于環境增長率，2000年10月有消息稱，我國目前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接近3000億元，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但世界銀行在1997年計算的我國九十年代中期主要由空氣污染造成的環境污染損失約占GNP的7.7%(這一計算被我國學者認為是擴大了)，如果這一結論正確，那么包含水污染在內的九十年代中期總體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將占到GNP的20%。

　　不過，與工業化國家同期相比，我國的環境損失并不是最高的，在工業化國家，1965年日本由于環境污染造成的國民福利減少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這說明技術進步和環境管理已經產生了成效，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環境損失能夠做到逐步下降，美國由于執行了環境保護政策，1978年避免的水污染占GNP的1.2%。

　　如何從經濟因素看環境污染的惡化？

　　從上可知，離開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將會受到相當的破壞，將不可持續發展，而且，這個問題已經提前來到我們的面前，反過來，如何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待過去環境保護中存在的問題呢？

　　周宏春說，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造成我國當前環境污染惡化的根源，一是“市場失效”，一是“政策失效”。所謂市場失效是指作為資源分配機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造成這種缺陷的原因包括外部性、公共物品、不確定性以及收益遞增等，這些原因使得市場功能失效或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市場失效的領域很多，如壟斷和寡頭的存在使消費者的利益受到損害，私人不愿意向外部經濟的項目投資，企業不愿意承擔外部不經濟的成本，市場不能自發地提供發展所需要的產業結構變化，市場不能自發完成國民經濟發展的社會目標等等。

　　我國對環境保護主要采取強制性的辦法，也是市場沒有能很好發揮作用的領域。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也就是說生產者的成本自己不承擔卻由社會承擔，給社會造成了得不到賠償的損失。市場失效導致稀缺資源的市場價格偏離其真實價格，投資者為了獲取最大的額外利潤不考慮資源環境的成本，造成自然資源的耗竭和生態環境的退化，這是環境污染的經濟學根源。我國的草場退化、荒漠化及河流污染均屬于經濟學上的“公地悲劇”，由產權模糊造成的。由于牧場是公共財產，任一個牧民都可以隨時到牧場去放牧而無償使用牧草。由于牧場的面積是一定的，受土壤的肥沃程度和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牧草產量也是有一定限度的。隨著放牧數量的增加，當被吃掉的牧草量超過其再生能力時就會出現牧草越來越少，即所謂過牧的問題，并最終導致草場退化，甚至出現荒漠化。河流污染也是如此。由于河流是大家的，每一個人都可無償使用，即使污染和破壞水資源也不用承擔責任。由于產權不明確，使我國稀缺性的水資源被嚴重浪費和污染。

　　導致不可持續發展的另一個原因是政策失效。雖然政府干預可以糾正自然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中的市場失效，但政策也可能導致生態環境破壞。例如，八十年代我國“有水快流”的政策導向是中西部生態環境退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受之影響，一些地方的個體、集體礦山一起上，不僅礦產資源的回采率很低，僅20%左右，而且還嚴重污染了環境。這一問題需要我們在未來的中西部開發時加以重視。由于森林的過度砍伐長江上游地區的森林覆蓋率下降，水土流失加重，大量泥沙在長江中下游的河道和湖泊中淤積，導致長江的泄洪能力和湖泊調蓄能力明顯下降，這是1998年長江全領域洪水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質也經濟利益驅使的結果。

　　專家建議運用經濟手段和政策促進可持續發展

　　國際上，原來對于生態環境問題一般采取“命令控制”方式，但實踐表明在很多場合下收效不佳。因此，近年來很多國家開始轉向利用市場機制，采取刺激性的經濟政策工具，并作為強制性手段的補充，以促進自然資源的節約和環境保護。包括周宏春在內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專家建議，在環境政策、法律和法規的作用下，通過公共支出、引導社會投資、對環境物品與勞務市場的干預等途徑，在污染控制與生態建設等方面配置更多的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1.完善政策手段

　　應通過刺激機制，如環境稅、排污許可證交易和押金一償還制度，建立健全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為目的的稅收體系，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應對現行的環境收費政策、排放許可證制度等，進行必要的改革，以完善這些市場手段。國家計委曾提出要逐步提高排污的收費標準，使之達到甚至超過污染物治理的投入。但如何進行收費標準的調整，至今并沒有具可操作的政策出臺；同時，是采取收費的形式，還是采取環境稅的形式，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我們認為，應當結合費改稅政策的推進，首先實現排污收費的“兩條線”；設立專門帳戶，實行款專用。將環境污染的治理成本納入產品價格，提高污染環境的產品進入市場的“門檻價格”：提高社會公眾自覺選擇使用有利于環境保護產品的積極性，通過群眾的消費取向和價值取向，發揮市場在產品結構調整中的作用。

　　有效地運用市場手段和價格機制，優化配置各種資源，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國家在制定和實施產業政策、貿易政策、消費政策、投資政策時要綜合考慮環境保護因素。將環境政策與投資政策、消費政策、產業政策、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有機地結合起來，與能源、土地利用、中小企業成長、高新技術發展、國際貿易、提高國家競爭力、資本市場運作等領域的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重視各項經濟政策之間的協調，防止政策之間的相互矛盾或“打架”，從而促進我國發展的和諧性。

　　應當通過有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引導企業和社會公眾的觀念和行為的轉變，一是由對非再生能源資源的開發為主轉向可再生能源資源的開發；二是由對生產和消費排泄物的治理，轉向對生產原材料的潔凈化；三是由線性的“生產一排放”的生產流程設計和控制轉向非線性循環再生利用的生態化流程開發：四是由傳統的非再生能源與化學、物理相結合的科技開發模式向可再生的能源與生命科學、電子信息技術相結合的科技開發模式轉變。通過生產方式的轉變，促進有利于可持續發展態勢的形成。

　　2.開展科技創新，為環境保護提供技術支撐

　　首要需要進行制度創新。這里的制度創新不是某一方面的制度而是整個制度體系的創新。通過制度建設，制定新的游戲規則、組織和法律保證體系，激勵新技術、新經濟、新產業、新生活方式的形成。通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聯合攻關，形成環境保護的國家技術創新體系。

　　技術進步對環境保護的作用極為重要。從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公害，到亞洲各國在快速發展階段的環境污染，說明目前世界上還缺乏與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相適應的技術。應將環境保護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帶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基礎性的問題作為研究重點。例如，加強與人體健康直接有關的問題研究，減少化學農藥在糧食、茶葉上的殘留；開發生物農藥替代化學農藥，減少污染對人民健康的損害。從工業生產的源頭上解決污染物的來源問題，推廣使用清潔生產技術和工藝，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同時，應解決環境污染的欠帳，研制和開發適合我國國情的先進實用的成套技術，特別是要重點安排高濃度、難降解工業廢水治理、燃煤除塵脫硫、汽車尾氣控制、固體廢物污染控制等重大關鍵技術的開發。應適應環境外交的需要，研究全球環境問題，如溫室氣體減排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清潔能源的研發，減少溫室氣體和二氧化硫排放等。

　　大力發展環保產業。目前，我國大型環保設備以進回為主，需要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開發生產具有自主產權的大型設備和裝備，加快有關設備國產化的步伐，逐漸增加這些產品的出口，提高其在外貿中的份額。特別是需要引進和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經驗，通過國際合作開展共同研究，提高環境保護的技術水平和支撐能力。

　　3.拓寬融資渠道，加大環境保護的投入

　　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是實現我國環境質量根本改善的重要保證。從發達國家對環境保護的投入看，一般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左右，而我國的環境保護投入相對不足。因此，應拓寬渠道，采取多種形式，切實加大對環境保護的投入。通過政府投資、財政貼息、優惠貸款等途徑，引導民間投資、建立生態環境基金、發行建設債券、稅收轉移支付及優惠的外資政策等，募集資金用于生態工程、環境綜合治理、“一退三還”等重大項目的實施。

　　“十五”期間，我國用于環境保護的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一般省份必須達到1%以上，有條件的省份要達到1.5%以上。要制定有關的政策，在提高對環境保護投資的同時，確保其真正用到環境保護上，真正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

　　4.強化管理，加大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

　　從發展趨勢看，環境管理的職能向基層和全球兩個方向發展，前者反映在局部性環境問題的處理上，地方將起到更多的作用，后者表明一些全局性的環境問題，如氣球氣候變化、臭氧層破壞等，需要全球的協調和統一行動。

　　要始終如一地進行環境保護的執法，必須有一支穩定的執法隊伍。環境是一種公共物品，大家都可以使用；如果沒有監督，企業將以環境污染為代價追求額外利潤。因此，加強環境保護的監管是政府的作用和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可借鑒國際經驗，組建環境保護的中央直派機構，克服地方和部門保護的弊端，減少環境保護經費被“非法”使用到其它地方的現象。美國在全國部署了十個環境保護分支機構，代表國家進行環境保護的執法，有效地避免了環境保護職能的屬地化，值得我們借鑒。可在各省環保局，水利部、國土資源部等部門在各省市區的分支機構現有水環境監測隊伍的基礎上，按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等七大片組建區域性環境執法機構，直接向中央負責，分管大氣、水等區域性環境問題。

　　5.發揮公眾的積極參與和監督作用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需要公眾參與。人的生活離不開環境，如生活用水取之于自然，生態旅游是欣賞環境：每個人多用一點水，積累起來就要多用很多水。如果不注意節約用水，不僅會加大水資源使用量，干凈的水流入下水道也成了污水，還要污染環境。因此，應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環境保護的公益性活動，如揀垃圾、植樹，愛護公共衛生等，減少“一次性”產品的使用，撿起“菜藍子”、循環使用包裝物，回收垃圾中有用的東西等。只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創造一個美好的環境。

　　應發揮公眾對環境保護的監督作用，例如企業應公布向環境排放的污染物情況，并加強社會公眾的監督作用，形成企業減少污染物排放的外部壓力。通過信息披露，將貸款及企業的股票上市與環境保護聯系起來，同時發揮社區對企業排污行為的監督作用，因為，社區對企業的排污情況最熟悉，最能了解周圍環境的污染狀況，通過社區，特別是公眾的監督，促進企業的達標排放。

　　6.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納入資源環境核算

　　應開展資源環境的核算，并納入國民經濟的核算體系，將環境成本納入產品的價格，從資源節約和綜合利用入手，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目前國際上通用的國民總產值、國內總產值等宏觀經濟指標對于國家的宏觀決策起著重要的影響，但是在這些指標中并未體現環境狀況和自然資本的變化。因此，它并沒有完全反映國民的綜合福利水平和發展的理想程度。只有將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價值納入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才能正確地測度發展的成果，對于政策效果做出正確的評價，并有利于制定正確的發展目標。迄今為止，聯合國統計局、聯合國環境署、經合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資源研究所、荷蘭、挪威、日本、法國等國際組織和國家一些國際組織和學術界都在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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