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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經濟持續了近10年的高增長，有人認為，這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適時運用手中大權對美國經濟的恰當調節是分不開的。但也有人認為，美國經濟的發展并不是格林斯潘及其所領導的美聯儲所能掌控的，格林斯潘也許主要是因為運氣比較好而已。由此，也產生了一大批與格林斯潘唱反調者—— 　　

　　全世界對美國經濟的強烈關注是理所當然的。最近的資料表明，美國去年的GDP總量約為8.8萬億美元，占全世界的28.6%。同時，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今年6月份也承認，“過去三年來，在全世界富有國家的經濟增長總量中美國幾乎占了四分之三。” 　　

　　然而從大約兩年前開始，就有美國經濟是否會放緩或者降溫的議論，到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爭論就更加激烈：軟著陸還是硬著陸？或者根本不會也不需要著陸？從去年6月份開始，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一連6次增加利率，今年5月份的一次增幅高達50個基本點。其目的當然是要給美國經濟降溫，其原因自然是認為美國經濟已經過熱。　　

　　這場大辯論的核心人物是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他在二位總統三次任上主持美聯儲，掌握著用貨幣政策來調節美國經濟的重大權力。近10年來美國經濟持續繁榮，成績斐然。有人說他是“僅次于美國總統的第二位最有權勢的人物”，華爾街竟有人戲稱他為“格林斯潘總統”。在美國內外，許多人對他幾乎奉若神明。他的意見和行動不但成為主流，而且被認為是經濟智慧的最佳體現。　　

　　可是，我們也應該知道，他不是神明。在世界上，尤其是在美國，也有許多批評他的政策、跟他唱反調的人。有的人甚至懷疑他的真實能力是否有那么大，因為也許他在聯儲主政的這段時間也許正好碰上美國經濟轉型，處于一個新技術(主要是信息技術)導引的上升時期。對他所代表的許多經濟理論和運作不表同意。　　

　　這些跟格林斯潘唱反調的美國人，有企業老總、工會工人，也有經濟學家和國會議員。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對美聯儲這一、二年來的降息政策深表不滿。對這些人的意見，我們有必要聽一聽。有道是“兼聽則明”嘛。傾聽不同意見，對我們認識美國經濟的現狀，把握其未來走向，將大有裨益。　　

　　焦點分歧：　　

　　美國經濟是否過熱　　

　　觀察美國經濟對聯儲政策的反應，可以看到當經濟低迷時，對美聯儲降息的行動批評較少。而在美聯儲認為經濟過熱而不斷加息時，批評則頗多。這里除了企業界和廣大工人從切身利益和當前利益出發而反對降溫的因素外，經濟本身是否過熱也是值得研究的。　　

　　的確，這段時間美國經濟就像一堆熊熊燃燒的火。格林斯潘等人怕火勢太大會出亂子，比如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所以要潑冷水壓一壓火勢。可是從去年6月以來，每次升息25個基本點的“微調”一連數次似乎都無濟于事，“火勢”越來越旺。于是在今年5月，咬了咬牙，一次升息50個基本點。從6、7月的數據來看，效果好像也不大(這里是有爭議的)。　　

　　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認為，火勢旺好得很，不會引發通貨膨脹，因此擔心是多余的。澆水壓火勢是錯誤的，因為信息技術推動的新經濟發展正方興未艾，澆水不小心會變成經濟的“急剎車”，風險太大。　　

　　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情況不明，認識不統一，美聯儲的困境是“停也停不得，澆也澆不得”。今年7月20日，格林斯潘在國會作證時說：“聯邦儲備委員會一直面臨著復雜的各種挑戰，怎樣才能正確判斷我們政策的走向，以保障美國經濟持續繁榮。”并且在結論部分用他慣用的晦澀方式說：“……在事態看來影響我們繁榮的時候，調節利率；在事態需要的時候，縮手不動。” 　　

　　什么叫“經濟過熱”？用經濟學家的話說，是“經濟增長已經遠遠超過了它的潛力所能支撐的程度”。一個簡單化的通俗說法是“經濟總需求大大超過了總供給”。　　

　　但是批評格林斯潘的人們說，美聯儲只是把眼光局限在需求那一邊，老是盯著失業率和工資的增長，老是盯著個人消費支出。美聯儲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年來美國技術革新和進步、創業努力的大發展。美國經濟的發展不是“人為的、虛偽的”。　　

　　美聯儲對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經濟高速增長很不放心。但是批評者說，這段時間的高速增長有特殊的原因。去年為了防治電腦“千年蟲”，美國企業和政府花了數千億美元，并帶動消費增加。亞洲經濟危機使得美國在1998年和1999年部分出口有困難，生產有所停滯和萎縮。但是亞洲經濟迅速復蘇需求增加，因此美國經濟也有相應增長。此外，石油價格上漲也是個不應忽視的因素。　　

　　批評者還舉出歷史的例子。他們說今天美聯儲的悲觀主義者相信，美國經濟正在重復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困境，那時通脹厲害，利率奇高，股指不前，失業嚴重。但是，他們不要忘記，60年代末以前，美國有足足20年的經濟美好時光。　　

　　一位批評者說：“我們今天所經歷的經濟情況，與1865-1900年間很接近。”那時美國經濟也發生著技術革新和進步引發的巨大變化。技術以制造業為主，當時財富的創造和就業機會的增加，現在看來好像不可思議。事實上，這段時間里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3倍。批評者認為今天的技術革新和進步才開始不久。這些新技術的產品要達到充分商業化，流到全民消費者手中得到充分使用，至少要10年至20年時間。即使在美國當年有近一半的成年人有自己的個人電腦，但也只有20%的人是因特網的內行。潛力還很大。　　

　　這里的批評者對格林斯潘等人作了有趣的比喻，稱他們是“現代馬爾薩斯論者”。1798年托馬斯·馬爾薩斯撰文說，食物的增長(算術級數)是有限的，而人口的增長(幾何級數)是無限的。今天這些人“用對失業、股價、GDP和消費的擔心代替了馬爾薩斯對人口的擔心”，怕經濟繁榮會帶來通貨膨脹導致衰退。馬爾薩斯低估了人類用科學技術生產食物的能力，今天的馬爾薩斯論者對技術進步給予經濟的推動同樣認識不足。　　

　　格林斯潘與比爾·蓋茨：　　

　　同在國會作證，觀點卻有不同　　

　　新技術對經濟的推動，首先表現為促使生產率空前提高。是否承認和充分認識到當前信息技術對提高生產率的巨大作用，是一個關鍵。　　

　　今年6月份，美國經濟中兩個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作證。一位是給美國經濟把脈下藥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另一位是赫赫有名的新經濟代表人物、微軟主席比爾·蓋茨。　　

　　格林斯潘過去在證詞中幾乎不提技術提高生產率的巨大作用，但在這一次他“有所進步”，但是他不相信生產率會有如此大的提高。他說，“勞動生產率增加總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說每一名工人在一小時內的產出沒有可能“異常增長”，言外之意是認為，批評者對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夸大了。他認為，美國經濟過去3年來每年GDP4%的增長實在太快，應該降到年增率3%的水平上來，這樣才不致使通貨膨脹抬頭。生產率每年2%、工作年齡人口就業1%增長率，可以同GDP3%相匹配。　　

　　批評者反對他的“三、二、一”公式，認為他沒有看到現實生活中的實證數據，生產率提高完全可以超過2%。而他的同事和降息支持者勞倫斯·邁耶爾則比他更退一步，認為這些年來美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具有周期性質，因特網經濟超出了應有的速度極限，看上去增加而實際并未增加。　　

　　《華盛頓時報》一篇文章說：“格林斯潘先生自己也承認，美聯儲暫時還不能把自己固定在某一個通脹目標上，因為政府用以判斷通脹的指數有缺陷。”他常常承認“新時代”技術產出還沒有在政府商務部的數據庫中得到準確反映。達拉斯聯儲銀行和費城聯儲銀行都有人發表文章，指出政府未能抓住移動電話、個人電腦、軟件和網絡商業的生產率。不久前，德州大學一份最新研究報告估計，美國的網絡銷售已經達到3000多億美元。“商務軟件聯盟”相信，軟件銷售起碼已達到1400億美元。在2000年，軟件、數據處理和其它電腦相關的服務，對美國經濟增長貢獻率將超過制造業和服務行業中其它服務的總貢獻率。拿出紙和筆來算一下，未能計入的4000億美元技術銷售占美國其它GDP7萬多億美元的5%。即使這當中有重復統計和其它重疊，也不難認為過去一、二年中，美國的真實GDP增長率至少少算了2個百分點(事實上，據今年8月1日的報道，1999年美國GDP增長率已修正為6%)。這就是說，美國經濟是在按6%年率增長。意味著非金融的生產率增長(過去估計1995年以來在3%左右)可能達到5%左右。工人勞動報酬的總增長不會超過4%。因此同實際生產率增長速度比一比就知道用不著擔心了，因為美國勞動大軍收入的增長，低于生產率的增長。　　

　　對生產率增長的認識不足，一個原因是信息技術導致的生產率增長和過去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多次性發生。信息技術的擴散作用，使同一臺電腦的產出，會因為有新的軟件應用和應用范圍擴大而繼續有更大的產出。也就是說可以有遞增效益。而傳統經濟學理論強調，資本貨物如一架機器的投資，因機器使用壽命有限，產能只會遞降，是日漸折舊的。　　

　　比爾·蓋茨第二天在同一場合卻說：“毫無疑問，在未來的歲月里我們將繼續看到，因使用這些新技術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趨勢不變……我們只不過在這一進程的起點上。”一位格林斯潘的批評者說，比爾·蓋茨本能地抓住了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實，技術迅速發展的時候可以創造出繁榮的超長周期，跨越五、六十年。　　

　　這當中又提出了一個“資本深化”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對信息技術的迅猛投資，新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資本的增長比工作的勞動小時增長快。換言之，每個單位勞動時間的相關資本量大大增加。據統計，對電腦及相關設備的投資增加系數，1991-1995年間，年增16.3%；1996-1999年間，年增33.7%。對電腦軟件投資的情況也差不多，都在二位數以上。“結果是在過去4年里，每小時產出平均每年提高近3%，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才1.4%。非金融公司生產率增長為4%，制造業生產率增長在6%。” 　　

　　格林斯潘的批評者不相信美聯儲關于通貨膨脹的說法，認為其錯誤一是數據有問題，二是判斷的標準有問題。　　

　　在數據方面，批評者認為政府的物價指數有問題，尤其是消費者物價指數被夸大了。今年4月份，有批評者說，格林斯潘最愛使用的是“個人消費調整通脹指數”。該指數顯示，去年第四季度是2.5%，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3.2%。但是不應看表面還要看實質，即消費者支出的調整通脹核心指數。今年第一季度年率為1.9%，與去年第四季度基本持平。而去年第四季度的指數也是低水平的，只是比1998年早期的1.2%略高一點。　　

　　另外一個重要之點是對信息產品認識不足。盡管信息技術投資比一年以前增加了24%，但信息技術產品的價格水平反倒下降了4%。這種降價的特點說明，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威脅。　　

　　新與舊的碰撞：　　

　　傳統分析理論是否仍有效　　

　　美聯儲中有不少人“信奉菲力浦曲線”理論，該曲線表明，失業和貨幣工資間存在著此長彼消的關系。　　

　　與此相關的凱恩斯通脹理論認為，“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旦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時，生產資源和勞動力都已得到充分利用，產量便無法進一步擴大。此時繼續增長貨幣供應量刺激有效需求，就會引起物價同比例上漲，出現真正的通貨膨脹。”由此便不難看出，為什么多年來美聯儲的信奉所在，只要看到失業率下降就神經緊張。　　

　　但是，批評者提出，美聯儲對“充分就業”劃的一條失業率警戒線也在變化，過去是6%，后來是5%，今天似乎又傾向于4%，使人懷疑靠失業率來“把關”的有效性和準確性。批評者尤其指出，在今天激烈競爭和全球化的形勢下，即使出現工資的上升，其影響也主要反映在企業的盈利上，而不是商品的價格上。換言之，今天的大多數企業已經難以通過漲價來轉嫁工資成本的上升了。這一點應該適用各行業的公司，但是對傳統產品的老牌大公司影響尤其明顯。　　

　　批評者建議，用更有效的“東西”來取代“過時的菲力浦曲線”。這個“東西”就是來自市場的真實信號。　　

　　首先是債券的收益率，尤其是中長期品種的收益率，包括相關的期貨合同。這些收益率和相關數據，反映出市場中千千萬萬經濟活動者對經濟的感受和預期。相應的還有黃金的價格，因為一旦我們有通脹預期，便可能購買黃金來保值，這樣金價就會上漲。其次是信用質量差幅，即用Baa級和高回報(高風險)的公司債券的回報率，同信用質量最高的美國國庫券十年期的利率相比較。如果利率差幅縮小則表示通貨膨脹可能性縮小。當然，還有一個重要指標是美元本身的價值。　　

　　批評者舉出了一系列相應的數據，認為美國目前不存在通貨膨脹的威脅，因而極力反對5月份美聯儲50個基本點的大幅升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芒德爾在曼哈頓研究所的一次會議上說，只要美元堅挺，既保持充分就業又不引發通貨膨脹是可以做得到的。至于勞動力緊張的問題，美國勞工部長赫曼說，即使失業率到了3.9%，還說明有1300萬人(其中大多數人應具有勞動能力)沒有工作。她認為失業率降低是好事。許多批評者建議，美國可以延長退休年齡，讓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愿意工作的退休者重新加入勞動大軍，而不要用社會保險稅率來懲罰他們。同時還可以進一步放寬移民的限制。　　

　　上文盡可能全面地介紹了對格林斯潘和美聯儲加息的批評，有助于我們“兼聽則明”。但這絕不意味著批評者的意見是正確的而格林斯潘的政策行動是錯誤的。也就是說，還難以下一個是非正誤的結論。這反映在美國和西方的金融界、政界和學術界，也都沒有統一的意見，常常是各執一端。　　

　　這里面至少有兩個重大的分歧。　　

　　第一，當前對格林斯潘政策批評火力最猛的，主要是信奉供應學派、崇尚自由經濟的人。他們對“新時代”經濟繁榮大聲歡呼，但是也擔心這樣的繁榮是否能夠持續下去。于是列出繁榮的四大威脅。首先一條就是“錯誤的貨幣政策”，特別反對格林斯潘的“政府行為”——6次加息。第二是反對增稅，主張減稅。第三是反對政府控制和干預。第四個威脅就是貿易的獨立主義、關門主義。這種思想的終極就是取消一切政府的干預和調控。　　

　　但是，客觀一點看問題，即使在市場經濟十分發達、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美國，這種方法也是行不通的。任何經濟的持續繁榮發展，一定需要有及時的動態平衡，不管是加息還是降息都是平衡的手段之一。　　

　　如果說經濟學在這方面不能用實證的方法給予我們可靠的答案的話，那么在“新時代”、信息技術經濟上的答案就更少。　　

　　對“新時代”經濟持懷疑態度者遠不止格林斯潘和他的美聯儲同事，美國內外的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也有公開發言對它懷疑的。當然，我們應該承認，懷疑論者手中的原理和數據是工業化時代積累下來的經驗，比如如何計算GDP、如何計算生產率等等。到目前為止，按照傳統的辦法計算，的確難以得出“新時代”經濟超常持續發展的結論。但是，這些傳統的方法，哪怕已略有修正，是否足以反映在工業時代的經濟，已是人們心中的疑問。　　

　　關于“新時代”經濟的爭論恐怕已經是汗牛充棟了，這里毋庸贅述。最近一篇外報文章說，“信息技術的發現會改變獲取和傳輸信息的方式，會給勞動市場和教育體系帶來重要變化，也意味著生產結構，尤其是市場化結構的明顯改變。但是，制約經濟活動的原則還將繼續不變，技術的變化并不意味著那些指導經濟的法則和概念的變化。”這后面一段話其實是對“新時代”經濟支持者常見的批評。這些批評者應該是態度認真、學術嚴謹的，這在“新經濟”過去十年中的波瀾起伏中，他們的觀念也得到一定的印證。但是，這畢竟只是十年。要真正認識新經濟恐怕至少要50年，甚至100年。現在任何結論恐怕都為時過早。身負重任的格林斯潘的上策也只能是“以小變應萬變”，對于風險和危機盡量采取“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　　

　　直面格林斯潘：　　

　　作者的觀點　　

　　在考察當今美國經濟中的格林斯潘“綜合癥”時，作為一種思考，本文作者有以下三個觀點。　　

　　第一，目前以信息技術為契機和支撐的“新時代”經濟，如果還能以相似的速度繼續發展，那么我們就會不得不采取某種“新思維”來認識它了。比方產出，要計算生產率，計算GDP，都要考慮產出。“新時代”的產出，是否仍局限于實物化的，或者可以在交易中貨幣化的東西，或者改變傳統的一次性或最終計算的觀念。舉兩個小例子。現在一臺電腦的售價是幾年前的若干分之一，而其功能又是那時電腦的若干倍。如果只算電腦的售價，這樣的計算合理嗎？又比如信息的加工和傳輸，在工業化重物質的時代，它占的比重小，重要性也小。就算是一本書、一份資料，可以給人們傳閱，但每次也只能有一個人使用。現在通過因特網或其它信息技術手段，可以同時閱讀使用這個信息的人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這樣的信息傳輸和加工的直接產出怎么算？間接產出就更難用傳統方法計算了。因此，關于生產率和GDP的爭論短時期是不會有統一的結果的。　　

　　第二，經濟在高度電腦化、網絡化的信息技術支撐和改造下，應該說信息流通的數量、信息處理的效率和信息傳播的速度和便捷都是前所未有、難以想象的。這樣一來，整個經濟是否因此而成為一個幾乎透明、高度敏感靈活的“機器”了呢？是否十分接近于“機器”所具有的客觀理性了呢？主張市場決定論和市場萬能論的人，恐怕比較支持和肯定這個說法，稱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是“理性的繁榮”。但是，格林斯潘及其同事則認為，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并非個人完全理性，不管他們掌握了多少信息。比如從眾心理和跟風沖動，比如貪婪和膽怯，都會在經濟活動的不同環節上表現出來，使這臺“機器”也會有運轉不靈的時候。于是有了關于“非理性繁榮”的批評。這方面美國有兩次重大的教訓。一次是80年代不少儲貸銀行因貪婪腐敗過分投資而嚴重虧損，造成高達數千億美元的損失。一次是1988年，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差點破產，險些造成萬億美元的金融大地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公司的高級主管是諾貝爾獎得主，精通電腦的數學模型。千算萬算還是沒有算出俄國政府對其國債的“賴賬”。因此，格林斯潘在這一點上是對的，即要密切觀察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非理性”因素。　　

　　最后是當今世界的游資，數量龐大，流動迅速，對一國可以造成巨大沖擊，也可以造成短期的繁榮。從宏觀上看，二戰以后和冷戰以后，世界上大多數地方都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創造和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貨幣脫離了金本位，彈性比過去大得多。再加上若干金融工具的創新，都有可能形成資本的“放大”。巨額(據統計有十多萬億)游資資本在國際化和技術的支撐下，其流動造成的后果和流動的規律，可以說是世界金融機構和金融秩序穩定的主要課題。但是，對這股力量的認識不夠，各國央行，包括美聯儲，與此抗衡的力量也不夠。雖然美國經濟是這個巨大游資流動的最大受惠國，但也引起一些人的憂慮。一些關于美國經濟可能崩潰的嚇人“腳本”，最重要的一條是大量游資離開美國，本來源源不斷進來的資本也分流改道而行了。這集中表現在美國的股市、債市、美元匯率和企業兼并收購上。也就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然，眼下美國經濟中還沒有這樣的跡象。但是在對美國經濟的繁榮和前景的研究時，卻應該把游資的因素考慮進去。　　

　　綜上所述，如果我們能夠“兼聽則明”，就可以站在一個更高的位置，把今日美國經濟看成一個歷史現象，把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看作一個歷史性人物。(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周敦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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