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国产 亚洲 小说图片,337p人体粉嫩胞高清视频,久久精品国产72国产精,国产乱理伦片在线观看

　　我國50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歷程、特點和經驗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歷程

　　1.改革開放以前的曲折轉移狀況(1952-1978年)

　　我國農村聚集的人口過多，耕地又少，勞動力過剩問題，一直是困擾農村發展的沉重包袱，是個突出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本來為實現我國現代化而推進的工業化過程，同時也應該成為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促進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集聚，但是，我國卻是選擇了二元結構發展模式，國民經濟產業配置與就業轉換是在工業“重型結構”路向上逐步演進的。我國1952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只有50多美元，人均糧食占有水平只有285公斤，農業就業份額高達83.5%，比發達國家工業化起步時多了20多個百分點，工業產值份額不足10%。在如此貧困落后的基礎上，超前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其巨量資金需求無法從輕工業獲取，只能從落后的農業加倍抽取。從1952-1978年的26年間，國家通過直接、間接兩種分配形式抽吸農村資金，農業部門為國家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約為6078億元(“剪刀差”形式是5100億元，稅收形式是978億元)。而農業主要以短缺的資金與廉價的密集勞動力大搞勞動積累，難以形成高層次的綜合農業生產力水平，致使農業發展速度緩慢。再加上我國人口控制決策的重大失誤，以及長期奉行閉關鎖國方針，更是造成了農業人口巨增。我國農業勞動力在社會總勞動力的份額從83.5%僅下降到73.8%，平均每年僅下降0.47%。而且在此期間，還發生過兩次就業轉移的回流。

　　第一次，在產業結構嚴重地向重工業傾斜的情況下，1958年又提出“以鋼為綱”，“大煉鋼鐵”，工業的“大躍進”，超強度破壞了農業資源，給農業帶來了大衰退。1958-1962年農業總產值以年均6%的速度遞減；從1959年起農業總產值連續4年、糧食產量連續7年低于1957年水平。1960年人均占有糧食由1957年的302公斤下降為108公斤，每人減少194公斤糧食。由于農業的萎縮，迫使工業也只能大幅度下馬，就業結構產生了回流逆轉，勞動力被強制性返回農村。1961-1963年3年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人，由城鎮返回或下放農村，務農勞動力比重由58.2%上升到82.5%。從1963年開始全國城市每年有200多萬新增勞動力不能就業，到1966年累計城鎮待業人員達600-700萬人。

　　第二次，是1966-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再次向重工業超度傾斜。重工業投資由45.9%上升到51.1%，農業投資由17.7%下降到10.7%，就業結構轉換速度由7.6%下降到5.8%。這期間非但農村勞動力得不到轉移，城市的就業壓力也轉向農村，政府動員了大約1700多萬人到農村安家落戶。

　　2.改革開放之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情況(1979-2000年)

　　從1979年起，我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探索并尋求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也獲得了不斷創造新的機遇和條件。20多年來，農村勞動力轉移出現了兩個高潮。一個是從1979-1997年，主要是以鄉鎮企業發展為主渠道的轉移；再一個是從1998年我國農產品進入豐年有余、多數農產品由短缺進入相對過剩以后，有效需求嚴重不足，國家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激活內需，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由鄉鎮企業轉移的主渠道逐步向加速城鎮化建設、建立要素市場和擴大基礎設施、治理生態環境等多渠道轉移。20多年的歷程可分為6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9-1983年向農業深度發展轉移階段。由于家庭聯產承包釋放出巨大能量，廣大農民在黨的政策的感召下，充分發揮積極性，由從事農業的單一經營向多種經營轉移，加快進入二、三產業。

　　第二個階段是1984-1988年的高速轉移階段。1984年3月，黨中央、國務院發布4號文件，確立了鄉鎮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社隊企業正式改名為鄉鎮企業，把聯辦企業、戶辦企業都包括進去，允許突破原來“三就地”(就地取材、加工和銷售)的限制，并在政策、輿論、資金、稅收等方面給予大力支持。從1984-1988年，從業人員從5028萬人增加到9545.5萬人，增長89.8%；總產值從1245.4億元增加到4428億元，增長2.6倍，年均增長37.3%。這個階段鄉鎮企業進入了一個“高潮”，也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黃金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1989-1991年的整頓提高階段。鄉鎮企業由于治理整頓等原因進入低潮，年均增長8%，吸納勞動力成了負數，很多職工回到土地中去。另一方面鄉鎮企業又因其靈活的市場機制和“草根工業”的頑強生命力，開拓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從1989年到1991年鄉鎮企業出口交貨值由371.4億元增加到669.9億元，年均增長34.3%，很多企業也積蓄了力量。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在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大力發展了“三來一補”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了內地大量的勞動力。

　　第四個階段是1992-1996年的超常轉移階段。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講話，把我國改革開放引向一個新的階段。他指出：“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3頁)，解除了姓“社”姓“資”和怕“三資”企業思想的禁錮，給了億萬農民和廣大鄉鎮企業干部職工以極大的鼓舞。1992年之后，鄉鎮企業率先活躍起來，進入高速增長的軌道，年均增長52%，全國各地創造了“五個輪子一起轉”的模式，大量地吸納了農村勞動力。這是鄉鎮企業的第二個高潮。

　　第五個階段是1996-1997年調整重組階段。中央下發了中發〔1997〕8號文件，國家出臺《鄉鎮企業法》，國務院召開鄉鎮企業會議，推動了鄉鎮企業實行兩個根本性轉變。1997年的利潤總額比1996年增長17.4%。(1998年比1997年增長了17.3%，1999年比1998年增長了14%)這個階段由于部分工業和農業產品相對過剩，加上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我國實行了戰略性的結構調整，重點是解決工業產業和產品兩個“同構”的問題，所以城市出現了下崗工人，鄉鎮企業壓縮和調整，勞動力的轉移出現了大面積滑坡。在一部分鄉鎮企業走向大規模、高科技、外向型的同時，企業間“兩極分化”步伐加快，也有很多鄉鎮企業開始跌入低潮。

　　第六個階段是1998-2000年勞動力轉移的新階段。建國之初，我國實行土地改革政策，第一次解放了農村勞動力，開通了農村勞動力同社會主義結合轉移的新途徑；改革開放以后，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解放了農村勞動力，為實現部分農民奔小康和解決農民溫飽問題發揮了巨大作用；近年來，我國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通過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激活內需，大力發展農田水利、交通、通信、農村電網、流通市場等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治理生態環境，積極扶持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城鎮化(大中小城鎮多層次發展)建設，這些政策和措施，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就業開辟了新的空間，促使勞動力面臨第三次解放，由農民變市民，加速轉移將進入黃金時期。

　　綜上所述，可以分析出，建國以來我國勞動力的轉移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顯著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宏觀經濟已經經歷四次周期波動，即1977-1981年由快速增長引起經濟收縮波動，1982-1986年期間由1984、1985年高速增長引起“軟著路”的波動，1987-1991年間由1987、1988年高速增長引起三年“治理整頓”的波動，1993年以來我國經濟可以說進入了第四個周期，經過連續3年10%以上的高增長和連續兩年的二位數的高通貨膨脹以后，至1997年出現了“軟著路”波動。勞動力轉移變化基本上是和經濟的波動周期相吻合的。

　　(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力轉移的特點分析

　　1.從1979年到1988年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特點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沒有走西方城市化的道路，而是轉向鄉鎮企業和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城鎮等，是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而步步推進的。改革開放的前10年，農業勞動力份額由73.8%下降到60.1%，平均每年下降2.26%，這期間下降幅度是前26年的1.41倍。值得指出的是，這期間農業勞動力份額的迅速下降，是在社會總勞動力的年增長率明顯高于前階段的情況下實現的。大體年均轉移約850萬個勞動力，其中向城鎮轉移占16%，向農村非農產業轉移占80%以上，其特點是：

　　(1)高度傾斜性。農業勞動力主要轉移到鄉鎮企業。1988年在1.2億左右非農產業的農村就業人員中，進入鄉鎮企業9295.5萬人，占77.5%。但結構不盡合理，傾向性較大，偏重于農產品加工業之外的行業，而農產品加工、紡織、服裝等，到1987年僅占6.27%。

　　(2)兼業型。在大多數地區，絕大部分轉入非農產業部門的勞動力并沒有完全脫離農業，放棄土地承包權，仍然或用閑暇時間或用家庭輔助勞動力來經營農業。有相當的勞動力屬于季節性轉移，農忙務農，農閑務工經商。農業轉移的勞動力近60%是“兼業型”轉移。

　　(3)粗放型。其一是勞動力素質差。據統計，1986年在152萬個鄉村兩級企業中，專業技術人員只有63.5萬人，平均每個企業0.4人，擁有的技術人員又大都是從城市高價聘請的。其二是技術粗放，大都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建筑、食品、紡織、服裝、皮革等勞動密集程度較高工業部門的從業人員占鄉鎮工業從業人員比重達半數以上。其三是設備粗放。在鄉鎮企業設備總量中，大約有50%的設備是國營企業淘汰的陳舊設備。其四是綜合要素生產力低下。鄉鎮企業的高速度發展大都是靠擴大規模來維持的。這種粗放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走向集約發展的基礎。

　　(4)布局分散，結構低，層次重復。鄉鎮企業80%分散在村落，12%分布在集鎮，8%分布在建制鎮。而且不同地區結構相似，產品雷同。在輕工業結構中，無論是東部、中部還是西部地區，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所占比重大體相同，分別為52.4%、60.4%、57.3%。在重工業結構中，東部和中部地區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為78.9%、79.4%。產業結構相似，產品雷同，難以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形成規模效益。農村勞動力也只能實現低層次的轉移，有礙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

　　(5)剩余勞動力由隱性變為顯性再到轉移。農村實行生產責任制后，經營和分配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革，農業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大量邊際生產率為零的過剩勞動力，從長期的隱蔽日益成為顯性狀態，在量上日益嚴重化，各種形式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要占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0%-50%。正如納克斯(納克斯：《不發達國家資本形成問題》，商務印書館，1966年)指出的，不發達經濟必然存在隱蔽性儲蓄能力，即所謂在土地上干活的“不生產”的剩余勞動者實際是靠生產的勞動者養活的。能生產的勞動者因此實際上是在進行儲蓄———他們生產的比他們消費的要多。但是，這是一種無結果儲蓄，因為它被不生產的剩余勞動力花掉了。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發展雖然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就其轉移農村勞動力的功能來說恰恰是將無效儲蓄變為有效儲蓄，把農民對剩余人口不生產的消費，變為能生產的消費，因之增加了經濟余量，繼而推動農村經濟增長與就業結構變化，它所產生的功效是偉大的。

　　(6)多層次、多樣性。我國勞動力轉移開辟有四大主戰場。其一是農村戰線，1988年轉移近7000多萬人，其中，鄉村集體工業吸收3507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的8.8%，從事農村第三產業，如交通、商業、飲食及其他行業達264萬人；農村家庭工業達1769萬人。其二是城市、工礦、服務戰線。僅工礦臨時工、合同工就吸收農民達160萬人。其三是城鄉交叉戰線。主要是遍布全國城鄉建筑行業，已有1525萬人的建設大軍。其四是國際戰線。輸出勞務人員有了良好的開端，已達35萬人，每年勞務收入創匯11億美元。

　　(7)不平衡性。1987年對全國11省222村調查顯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地域空間很不平衡，主要集中于小鎮和中小城市，如東部地區占63.7%、中部地區占45.2%。流出的勞動力呈由東向西遞增趨勢，東部地區占21.7%，中部地區占38.6%，西部地區占74.5%。在異地轉移的26993人中，農村間流動占48.5%，流向集鎮占5.3%，流向縣城及建制鎮占12.1%，流向中小城市占29.4%，流向大城市占3.8%，出國占0.6%。

　　2.改革開放的后10年農村勞動力轉移又有了新特點

　　一是這個階段由于城市人口就業問題逐漸突出，下崗人員再就業關系改革和穩定，并受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增幅下滑，鄉鎮企業吸納就業增幅下降，因此農民外出就業受宏觀經濟影響而增長停滯，農民就業又遇到很多難題和挑戰。但是，從1989年起，出現了數千萬農民跨地區流動就業的“民工潮”，標志著農村人口就業走出單純農村的范圍，走向創新之路。農村就業和城市就業開始直接交匯，除了就地進入非農領域就業外，向農村外的轉移明顯加快，其新特點是，形成了向加快發展多元城鎮化建設、要素市場、基礎設施建設、開發性農業、綜合治理生態環境建設等領域多元流動的格局。

　　積極的財政政策為轉移農村勞動力創造了新的大容量密集就業載體。近兩年，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為社會各界廣泛認同，作為拉動經濟增長、安排就業最直接和有效的手段，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最新統計，1998-2000年，國家一共增發了3000多億元國債，帶動了銀行貸款和自籌資金6000多億元，建設了近6000個項目，總投資規模達到30000多億元，一些水利、交通、能源、環保工程已經建成，還有一部分的工作量正在加緊完成。這些項目的建設，不僅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而且為長遠發展打下了更好的基礎，更重要的是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創造了新的大容量的載體。1998年發行的1000億長期國債，重點用在農林水利、交通通訊、城市基礎設施、城鄉電網建設與改造國家直屬儲備糧庫和經濟適用住房等六大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了農村勞動力的大規模的轉移。如1998年公路建設平均每月吸納勞動力253萬人，全年可吸納相當可觀的數量，1999年我國公路通車里程已近133.6萬公里，提前實現了“九五”計劃目標。由于1998年增加了水利投資，出現了建國以來少有的數千萬農民大興水利的高潮，興修了許多防洪工程，1999年6月長江再次出現高水位洪患，險情都比過去明顯減少。1999年發行的1100億國債又集中力量解決了一些多年來想辦而未辦的大事，特別是農村電網建設，全面帶動了農村第三產業，激活農村市場，從而也進一步緩解了農村就業壓力。2000年國家啟動的治理生態環境的天然林保護工程和開發大西北退耕還林還草工程等，都大量地安排了各層次的農村勞動力，極大地緩解了由于鄉鎮企業滑坡造成的農村巨大的就業壓力。

　　積極的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1998年、1999年國債投資拉動當年經濟增長分別為1.5個百分點、2個百分點。積極的財政政策帶動了一大批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聯產業，尤其是大容量勞動密集型行業。如1999年帶動全國建筑企業快速發展，從業人員5758萬人；1999年，農村交通運輸、商品流通、旅游飲食服務及其他企業等第三產業發展較快，吸納從業人員3448萬人，其中交通運輸企業886萬人，商品流通企業1514萬人，旅游飲食服務企業835萬人，其他企業213萬人。

　　從我國財政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來看，盡管近些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降，而財政收入的增長幅度卻出現了超常規的增長。據統計，1998年、1999年，我國GDP的實際增長速度分別為7.8%和7.1%，財政收入的名義增長率分別為14.2%和16.6%，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財政收入的實際增長率高達15.7%和21.1%，超出GDP增長速度1倍還多，也高于前幾年財政收入的實際增長水平。即使是扣除當年發行特別國債的收入，其增長速度也高出經濟增長速度很多。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低是人所共知的，不斷提高財政收入也是我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因此，我們認為，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啟動新的調控手段，在今后15-20年的時間內，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很可能會出現一個黃金時期。

　　二是與改革前相比，農村就業經過體制變革，形成家庭經濟就業、自我組織和合作創辦企業就業、打工就業三種就業形式，適應多種經濟成分發展，走向競爭性的市場就業形式。

　　(1)農戶家庭經濟的自我積累和就業。改革前農戶勞力使用是不自由的，除了少量自留地外，也不占有其他生產資料。土地承包到戶和市場調節下的家庭經濟，則是擁有一定資產，自主經營、自我積累，不但投資投勞發展農林牧副漁，而且興辦家庭工廠或其他非農產業，成為創造就業機會的一種基本載體。

　　(2)農民利用家庭、鄉村社會資源，自我組織和合作創辦發展企業，實現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就業。包括辦個體、合伙企業，鄉村集體或股份合作企業，是農民自己創業解決自己的就業，與過去的社隊企業類似，但其機制已有變化。

　　(3)憑借市場方式打工就業。這存在于外出就業和鄉鎮企業兩個領域。農民外出就業分自營和為別人做工兩類，后者才是靠價格機制組合勞動力供求的市場就業方式。鄉鎮企業的一部分也由社區或行政主體決策用工轉向市場化。

　　發達縣市與中西部低收入縣市相比，不僅鄉鎮企業發達，而且農業和農業產業化經營亦較發達。一些多種經營商品基地，已出現由沿海發達地區向中西部擴散或轉移的態勢。東中西三大地區鄉鎮企業在產業發展和勞力轉移上有著不同要求，蘊藏著發展和產業梯度轉移的潛力。在不發達低收入地區，外出就業正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憑借外出就業，鍛煉培養了一批經歷市場經濟風雨、見識了工業化現代化世面的經營技術人才和有一技之長的農民工。他們回鄉成為創辦企業、發展開發農業和城鎮的新生力量，給不發達的地區催生出多方面的經濟增長點。

　　根據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在38個縣和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的調查，農村勞動力就業的多元結構基本構成是：(1)通過鄉鎮企業就地轉移占農村勞動力31.5%(包括亦工亦農的半轉移人員)。(2)外出(出縣)就業6個月以上的占農村勞力占12%，兩者合計非農就業占農村勞力的43.7%。(3)可稱“留在農業的勞動力”，占總勞力的56%。但據各縣市測算，留在農業的勞力進入農村基礎設施、農田水利、農村電網、道路、建材市場的大幅度增加，就業結構也出現多元特點。

　　當前國民經濟運行的一些突出問題，迫切要求從改革和發展層次上對要素配置進行統籌考慮，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尋找新的途徑

　　近年來，我國國民經濟在改革開放推動下取得連續多年以兩位數增長的業績。近幾年在亞洲出現經濟波動特別是金融危機的情況下，我國及早加強宏觀調控和金融體制的改革、管理，1999年仍贏得7%的增長率，取得“低通漲、高增長”的成就。當前的中心問題是，“十五”計劃期間，要在城市國有企業改革攻堅的同時，使國民經濟保持7%以上的速度向前發展。這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但面臨著許多嚴重的挑戰。除了外部環境對引進外資和進出口帶來一定不利因素，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改革難度較大外，當前國民經濟運行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迫切要求從改革與發展層次上對要素配置進行統籌考慮，加速多元城鎮化進程，基礎設施、鄉鎮企業等再上一個新臺階，全黨重視、全民參與綜合治理生態環境，實現我國可持續發展。在建設中為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創造更多的途徑。

　　(一)當前國民經濟告別短缺，買方市場已初步形成，經濟運行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商品供不應求，逐漸變為增加有效需求，有利于多元城鎮化，有利于農民加速轉移

　　內需不足，主要是最終消費需求不足，尤其是農民的最終消費需求不足，關鍵在于擴大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在消費、投資、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即邊際消費率，從“六五”的平均67%，降到“七五”的58.7%和“八五”的56.4%。但從前20年的長期趨勢可以看到，最終消費在積極的財政政策經濟增長中的貢獻份額下降，并不是城鎮居民造成的，城鎮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20年來基本持平。導致最終消費份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農村居民消費份額的大幅度下降。農村居民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整個80年代基本在35%上下波動，90年代以后，降到了20%左右，減少15個百分點。如果把城鄉人民消費作為100，農村居民消費已從1979年的68%降到1997年的47%，城市居民則從32%提高到53%。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城鄉分布的變化，也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鄉村所占比重，1978年是52%，1984年達到最高的59%，之后就直線下滑，1997年已降到43.4%。最終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關鍵，增加農民的消費需求則是保證最終消費需求增長的關鍵。消費品市場沒有全面激活，不僅影響企業經營和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將要影響投資和城鄉就業。這種情況顯示，開拓市場，擴大內需，不能僅限于即時的最終消費品需求，也要開拓長期性的建設的需求。應當說，加速城鎮化、要素市場、綜合治理環境，繼續擴大基礎設施建設，既是當前擴大內需，帶動關鍵產業，使國民經濟保持一定增長速度的關鍵一環，也是經濟發展步入買方市場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可以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提高人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基礎設施和城市化建設與吸納勞動力的關系是：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基礎設施，對勞動力的直接需求較少，但其關聯產業和第三產業能大量吸納勞動力；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城市化以及水利、交通、生態治理等基礎設施建設則可以大量直接吸納勞動力，特別是吸納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從而提高農民的收入和消費能力。

　　(二)提高經濟發展的整體素質和效益，受到城市化滯后、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脆弱的制約，迫切要求加強建設，借以組織和調配農民群眾，發揮其勞動主力軍的作用，成為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出路

　　首先是治理生態環境。我國是世界上少林、貧水、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輕度以上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面積的38%，年流失土壤達50億噸；荒漠化土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7%，每年沙化面積為2460平方公里；人均水資源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被列為世界13個貧水國家之一，尤其是北方地區近年河流水量減少，黃河斷流加重，地下水儲量減少。水土流失、干旱貧水、生態環境惡化，不僅造成河湖水庫淤積，自然災害加劇，威脅農業，而且對城鄉經濟以至人們的生存空間造成威脅。其次是拓展交通網絡。“八五”以來我國鐵路、公路、水運、航空得到多方位的較快發展，交通瓶頸得到一定程度緩解。但有的鐵路、公路干線通了，還沒有相應的支線，不成網絡；或者分散建了幾段高速公路，互不連接，難以發揮整體效應；中西部一些地區的交通設施仍然很落后。加上交通管理上的問題，減緩了經濟運轉節奏，提高了流通成本，尤其是影響了一些地區的資源開發、技術引進和企業發展。第三是加速城鎮市政設施建設。許多的城鎮不僅行車難、住房難、污染重，而且居民吃的大多是騾馬市場出售的摻水帶土的水果、蔬菜，既不適應城市人口的需求，也不適應農產品流通的需要。我國的現實情況和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歷程表明，改善生態環境，進行基礎設施較大規模的投入和建設，是步入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重大步驟，也是把農村勞動力轉向非農領域，鍛煉成長為現代化的勞動大軍的必要步驟。

　　(三)城鎮化“兩個”滯后，農民轉市民過慢，是造成我國諸多難題的關鍵

　　我國農民轉市民，不能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根據我國國情，實施有中國特色的多元城鎮化方略。多元城鎮化，既是我國實現現代化必須經歷的歷史階段，也是解決目前以及今后經濟社會發展諸多難題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與前30年比較，有了顯著提高。到1999年底，我國的城市達到668個，建制鎮1.88萬個，市鎮總人口3.8億，城鎮化水平，即市鎮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達到30%。但具體分析可以看到，“縣改市”、“鄉改鎮”等行政區劃變動，是20年來我國城鎮化得以較快推進的重要方式，而促使農民變市民，這種本來意義上的城鎮化進程并不快。主要表現是：第一，城市數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區劃的變動結果。現有城市的54%是“縣改市”設立的，建制鎮的83%是“鄉改鎮”設立的；第二，市鎮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鎮增幅。城市數量增加近2倍，建制鎮增加7倍多，而城鎮化水平僅提高了不到13個百分點；第三，行政區劃變動帶來的市鎮人口增加在市鎮人口中占較大比例。20年我國城鎮凈增人口2億，其中，市鎮人口自然增長0.5億，農轉非人口累計約0.6-0.7億，行政區劃變動使市鎮人口增加0.8億，在城鎮化水平的增量中占40%；第四，中小城市平均規模趨于縮小。20年來，50萬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萬人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規模只有17.8萬人，反比1979年減少了1萬人。這種不以農民變市民為主的城鎮化推進方式，造成我國城鎮化水平的嚴重滯后。

　　世界各國城市化發展的普遍規律是，在工業化(以工業增加值占GNP的比重衡量)加速階段，即從工業化初期向工業化中期邁進的時期，隨著工業化的加速，城市化的速度也相當快，甚至超過工業化的速度。如日本在1947年到1975年的工業化加速階段，工業化從28%提高到36%，同期城市化從28%增加到75%，增加47個百分點；韓國在1960年到1981年的工業化加速階段，工業化從20%提高到39%，同期城市化從28%提高到56%，增加28個百分點。20年來，我國工業化有了顯著提高，但城鎮化僅提高不到13個百分點。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各國數據，我國1995年人均GNP為620美元，城鎮化水平為30%。同年人均GNP在500-730美元之間的11個國家城市化平均水平為42.5%。按世界銀行的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GNP為2920美元。同年人均GNP在2000-3800美元之間的19個國家平均城市化水平為50.8%，而我國城鎮化的水平分別低于同等人均收入水平國家平均水平約12和21個百分點。更畸形發展的是我國的城鎮化一直滯后于工業化，1952年滯后5.1個百分點，1978年滯后26.4個百分點，1998年滯后11.8個百分點。

　　城鎮化的“兩個”滯后，帶來并加劇了我國一系列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如極不利農業的發展，城鎮發展緩慢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滯留農村，導致人地關系的高度緊張，阻礙了農業勞動方式的革新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限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形成畸形就業結構；嚴重削弱了產業在其結構推移過程中吸收剩余勞動力的能力；延緩城鄉二元結構的改造，形成城、鄉消費斷層，阻礙國內需求的有序擴展和升級；影響農村工業提高素質和持續增長；等等。

　　(四)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要求加速多元城鎮化、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等，培育大容量的勞動密集載體，均需要相適應的中長期投入機制的支撐

　　多元城鎮化、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的突出特點是投入集中、規模大、回收期長，是能大容量吸納勞動密集型就業的載體。各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了加速城市化、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治理生態環境等，國家信貸和財政投入總盤子中都有較大比例的中長期投入。世界銀行長期貸款支持各國城市化、基礎設施和生態建設已取得公認的成就和經驗。美國政府支持其西部開發，加快城市化，加大綜合治理生態環境和綜合治理水利工程，如實施“北水南調工程”、科羅拉多流域水利工程和田納西流域工程等都是利用長期債券和長期信貸資金建設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國的基礎設施、城鎮化、綜合治理生態環境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許多項目資金使用期限過短，長期性項目用短期性資金來運作，還款期內項目效益難以發揮，難以償還借款本息。現在的建設都是現籌現貸，投入期限短，回收成本高，加重企業負擔，影響經濟運行的整體效益。有的因短期難以償付，使能夠利用富余勞動力和亟待開發的資源和項目遲遲不能上馬。我國目前不僅，行中長期?款比重過式名而企企期債?比重過大。目前國內公債每年發行規模達3000億元，但因期限短，還本付息頻率高，需還本付息已占當年發行量的相當部分，可用的不很多。因此，缺少長期的投融資手段和機制，阻礙了資源要素的組合利用，不適應持續大容量培育就業載體建設的階段性需要。如果資金使用期限延長到20年、30年或40年以上，項目還是可以獲得綜合效益，按期還款的。在這方面深化改革，克服短期融資與一些經濟建設長效性不對稱的矛盾，創建新的長期融資投入、回收、管理機制，已勢在必行。

　　(五)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啟動，直接影響了大容量勞動密集型就業載體的培育

　　從總體說，我國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是非常成功的。但是由于我國的農村勞動力轉移，人數過多，問題極多，僅有積極的財政政策是不夠的，急待啟動其他的政策與其相配合，如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等，才能實現加快轉移農村勞動力的步伐，大容量地培育勞動密集型就業載體。近些年來，由于貨幣政策的單一使用，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如貨幣供應量仍保持兩位數的增長，且從1999年以來增速有所加快，流動性增強。M0的增長速度，1997年為5.6%，1998年為20.1%；M1的增長速度，1997年為16.5%，1998年為11.9%，1999年為17.7%；M2的增長速度，1997年為17.1%，1998年為15.3%，1999年為14.7%。但由于未選擇合適的投向，所以對需求拉動不明顯，其表現是：(1)商品零售價格已持續28個月負增長，生產資料價格已持續46個月負增長，對企業生產經營、居民收入和社會投資預期都帶來了不可小視的負面影響。(2)大量生產能力閑置，企業開工不足，下崗、失業人數增加，對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壓力加大。(3)金融機構存差不斷擴大，利率政策空間日益縮小。盡管中央銀行采取了很多政策措施來促使商業銀行增加信貸投入，支持經濟增長，也收到一定效果，但由于實際經濟領域缺乏強有力的新增長點，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又存在嚴重障礙，金融機構存差仍在擴大。到1999年末，全國金融機構存款余額為108779億元，貸款余額為93734億元，存差達15045億元。銀行存款名義利率連續下調后，已經沒有多少再降的空間。

　　(六)稅收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協調乏力，影響調動社會各方支持大容量就業載體的生成

　　近幾年來，加強了政府擴大投入政策，而對擴大公眾投資和居民消費可利用的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則有所不足。我國現行稅收體制是在抑制通貨膨脹時期于1994年出臺的，稅制本身(尤其是生產型增值稅)不僅隱含了具有抑制投資需求的設計，而且還包括直接控制投資需求的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等。事實上，這些稅收政策是不利于市場競爭條件下激活市場經營主體投資即民間投資的。中央決定從今年開始暫停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的決策是十分正確的。80年代末期，為解決我國糧食短缺、保障糧食安全，用農林特產稅經濟杠桿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到90年代末期，我國的糧食實現了豐年有余，出現了結構性剩余，農民的收入明顯下降，繼續實行農林特產稅對農民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這一政策在開發大西北、治理生態環境、農業實行戰略性結構調整中應盡快調整。

　　我們只有盡快啟動積極的貨幣政策、稅收政策等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相配合，形成合力，才有可能共同催化勞動密集型的多元城鎮化建設、基礎設施、綜合治理生態環境建設和鄉鎮企業等大容量就業載體。

　　(七)國際勞動力市場供求不平衡，競爭加劇，造成向國外轉移困難

　　一是世界上非法移民的數量將增加。非法移民的渠道更趨多樣化，偽造文件的手段更加現代化，有組織的集體移民案件越來越多，簽證過期而滯留的人數在增加。

　　二是國際勞務市場價格趨跌，尤其是低素質外籍勞工的工資有所下降。低素質勞工一直供大于求，再加上非法移民的競爭，在與雇主的工資談判中，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例如，外籍勞務工資從70年代的月均工資500美元降至目前的100-150美元。

　　三是跨國合同勞務面臨來自多方面的沖擊。合同勞務雖然是輸入國政府和雇主樂于接受的方式，但大量中介機構之間競相壓價，一些勞工合同期滿滯留不返，再加上非法移民爭奪市場，使這一領域的競爭也日趨激烈。

　　四是隨著勞務輸入國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國際勞務市場對外籍勞務人員素質要求也不斷提高，要求他們懂一些當地語言，對專業精通并不斷掌握更先進的技術知識。

　　上述七項問題的改善和解決，無不取決于宏觀要素配置的改善。總的要求是適當向農業、農村和農民傾斜，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尋求更多出路，以便在經濟全局的發展中，有效而快速地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這一最大的難題，從而加速實現國家的現代化。

【發表評論】【關閉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