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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萬科的王石是第一個用自己的智慧與原第一大股東事實上實現了“三分開”的上市公司老總——有人將此過程形象地稱為“打開鳥籠”。早在1985年，那時深萬科還未上市，大股東需要一筆外匯，往各子公司一查，萬科帳上有800萬美元，于是叫王石將錢劃到自己帳上。王石當然不肯，大股東就一紙調令將王調走，但法律上的新任“老板”知道王石對萬科的影響力，故稱病不來上班。后來，王石整整當了三年的“不合法”的深萬科董事長。現在看來好笑的是，深萬科當初要上市時，堅決反對的還是第一大股東，最后是在深圳市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深萬科才得以上市成功。

　　深萬科及王石的經歷至少說明這么幾個問題。第一，“三分開”在我國的確很難，即使在深圳這樣的地方，也難；第二，行政干預勢力太大，但是，由于行政部門的人員不是企業家，他們的判斷(即使是完全出于公心、不受部門利益局限)相當程度上而言是偏離市場的；第三，“三分開”的反面是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反判，只要不分開、哪怕只是有“一分開”不清，上市公司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現代企業；第四，種種事實表明，現階段大股東仍然是我國證券市場資金的“抽水機”，根源就在于“三分開”不徹底。

　　“三分開”難，難在哪里？筆者接觸過大量上市公司，總結一下，大概有這么一些阻力。首先是上市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受大股東絕對控股，而大股東又受政府行政部門控制，相當部分國企“老板”還是有行政級別的“官員”，他們是由組織部任命，所以這些上市公司的董事會、股東大會實質上是由行政部門、甚至是黨委組織部門控制，大股東的最高領導于是成了這些上級部門的代言人。其次，習慣勢力。內地企業，比如一些報告上說自己已經“三分開”的上市公司，其實還是未分開。據筆者了解，有些大型“小社會”型企業，他們控股的上市公司雖然稱自己已經“三分開”了，其實上市公司只不過是大股東的一個車間或一個很小的部分，無論從地理上的有形的還是從心理上無形的方面來看，上市公司不過是大股東包圍下的一小片“孤島”，這樣的上市公司要實現“三分開”幾乎是不可能的。再次，由于某些個人利益使然。筆者采訪過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他的名片上寫的頭銜有上市公司大股東的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還有上市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黨委書記，整個一個“一手遮天”，要讓這樣的企業實現與上市公司的“三分開”簡直是他“天方夜談”——除非，先讓這位最高領導與相關企業“分開”。歸根到底，“三分開”的難點就在于四個字：既得利益。

　　對已經上市的公司的“三分開”將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這是筆者對這個問題的基本判斷。但是，除了積極促進歷史問題的“三分開”之外，應該制定法規，讓擬上市公司的“三分開”務必在其上市前徹底解決——對主板市場如是，對未來的創業板更應該如是。將來的創業板民營企業將占到相當比例，其中有部分不是整體上市，也存在“三分開”問題。倘若這樣的企業“三分開”不徹底，股市是否會成為一些個人的“提款機”？這樣的話，結果將更不妙——以國企為主的主板市場，上市公司的大股東是國企，從理論上講，中小股民的錢被國企大股東“抽走”，肉還爛在鍋里，反正都是“全民”的嘛；但是，如果被“抽走”的錢合法地流到少數人的口袋里，證券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將被改寫為“財富積聚功能”，這可能是誰也不愿看到的——相信有關法規的制定人員肯定是考慮到這一點了。愿創業板市場的“三分開”問題在公司上市之前都得以解決，相信歷史也不會再重演。

　　“三分開”不分開對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真的是有百害而無一利，而它又的確象被冰凍的稀粥一樣堅硬。但是，再硬的冰塊也必須被融化——哪怕是稀粥結成的。(本報記者/李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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