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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七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在許多方面都是冷戰后全球經濟發展中一個具有階段性意義的事件。盡管它發生在資本主義的邊緣而不是腹心地帶，但是，它是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兩極體制崩潰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全球擴張即所謂全球化的時候發生的。一種看法認為，它表明全球化進程有再次使世界分裂的危險，不是東西方那樣的制度分裂，而是南北方的貧富懸殊造成分裂。確實，在聯合國會議上，在不結盟國家會議上，在非統組織等地區集團會議上，在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我們聽到對全球化越來越強烈的批判，特別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批判，最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世界貿易組織西雅圖會議以失敗告終，未能啟動新的一輪全球貿易談判，會議期間發生了反對全球化和世貿組織的群眾騷亂。今年二月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第十屆大會在曼谷召開，更反映出一種意向，即推動全球經濟發生新的轉折。

　　資本增殖的生產過程向全球擴張

　　眾說紛紜的全球化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同義詞，它的特點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本亦即資本增殖的生產過程向全球擴張，這一趨勢早在資本主義世界七十年代的“滯脹”危機之后就已開始了。七十年代以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了三十年的以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依歸的所謂“有節制的資本主義”，或者說依靠政府干預的資本主義。“滯脹”危機導致“撒切爾(英國首相)革命”和里根(美國總統)支持的“供應學派”的興起。實行私有化，強化自由放任的市場體制，在國際上推行貿易投資自由化，讓商品、服務、資本自由流動�？傊�，為生產資本的全球化掃清道路。崇尚市場一如過去崇尚政府干預一樣，成為強勁的潮流。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促使它向非資本主義地區尋求出路。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終于使資本主義的這一新發展形成了全球的規模。

　　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八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出現的所謂“華盛頓共識”，已經力圖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納入市場的軌道。其要點是：發展和利用市場、實行大規模私有化、降低貿易和投資壁壘、減少財政赤字和通貨膨脹、政府支出分配視收益大小而定、匯率具有競爭性和可預見性；等等，換言之，過去那種自力更生、依靠政府力量和不同牌號的社會主義方式搞建設的發展戰略，基本上給否定了。

　　加強全球治理糾正市場弊端

　　可是，正當市場高唱凱歌之際，視為范本的依靠市場推動的東亞發展模式卻爆發了戰后最嚴重的危機。于是，對市場機制的非議日益強烈。市場可以促進資源的有效配置，卻不能保證收益的公平分配。全球化的好處大部分為發達國家掠去，發展中國家面對嚴重的威脅，陷于危機或困境，全球的貧富差距拉大。因此，要糾正市場的弊端，必須針對全球化的形勢加強全球治理。去年十二月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是“自由貿易”和“公平貿易”之爭，但并未爭出結果。今年一月的世界經濟論壇打著“新的開始；改弦更張”的旗號，也因為光臨會議的克林頓要求論壇毫不含糊地重申“對市場開放矢志不渝”而無法真的改弦更張。

　　今年二月的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通過《曼谷宣言》和《行動計劃》，實質性的內容不多。貿發會議秘書長里庫佩羅(RUBENSRICUPERO)發表了一篇閉幕詞，對會議不能形成一個“曼谷共識”以取代“華盛頓共識”流露了無可奈何的情緒。他引用英國工黨政府財政大臣布朗(GORDONBROWN)的話說：“事實證明它(‘華盛頓共識’)已不足以對付全球化帶來的動蕩和挑戰，我們需要找出一個二零零零年的新模式�！崩飵炫辶_指出，兩極體制崩潰后，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戰略抉擇是接受還是拒絕結合到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單一的貿易和金融關系體系中去，如果非結合進去不可，又應具備哪些適當條件。他強調，資本主義易于發生爆炸性的金融危機，因此對于無節制的資本主義的限度需有實事求是的估價。他認為：在全球行動尚不足以防止體制的不穩和風險時，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還是必要的；與全球化并行的自由化措施也應謹慎而有秩序地分階段進行；收入分配和貧窮問題是全球化進程所絕對不容忽視的，解決這些問題需有明智的政府行動，市場和政府都是人類合作的機制，必須認識政府和市場的運行都要有道義的基礎。顯然，里庫佩羅的結論是仍然需要政府和市場兩種機制并用。

　　歷史的發展好像又步入新的一輪爭取社會正義的較量，印度商工部長馬蘭(MURASOLIMARAN)在貿發會議上說，社會主義(在前蘇聯東歐)的失敗并沒有消除窮人的呼喊，從貧窮的痛苦中必然產生有關正義的新夢想。難道十多年來對于市場的美好期望真的要落空了嗎？難道冷戰后的全球化進程真要發生新的轉折？

　　全球化加速發展中國家經濟調整

　　問題的焦點在于：全球市場運作帶來的社會經濟問題能否靠恢復凱恩斯主義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來解決。批判全球化的一部分人認為必須如此，因為要消除貧窮只有采取刺激需求也就是說采取擴張性的宏觀政策才行�？墒�，形勢已經變了。戰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得以盛行，原因是當時資本主義經濟只有進行從上而下的調整才能避免從下而上的崩潰。通過“福利國家”等措施刺激需求的宏觀政策果然導致資本主義將近三十年的穩定繁榮。七十年代后之所以非變不可，則是因為利潤率的下降使資本不能繼續擴張。于是在向“福利國家”制度開刀的同時促使生產過程國際化、信息化，資本主義又經歷了一次調整�，F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利潤率大致已回復到六十年代的水平，生產力在發展，貧富差距的拉大是調整過程中的現象，與戰后爭取恢復時期的情況不一樣。簡單地回到過去的政策而不顧及調整的需要，豈能解決問題？

　　一九一二年，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在她的名著《資本積累》中曾說，資本主義可以靠向非資本主義空間的擴大而生存，直到空間用盡，危機到來。年已九十的美國馬克思主義學者保爾·斯維西一九九七年就此指出，今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提出一個新課題，即資本主義靠空間的擴大能否長期生存并繁榮？他認為盧森堡的論斷是資本積累過程導致的結果，全球化不過是現象，問題還是取決于資本主積累過程是否有繼續發展的余地。我認為，資本增殖過程的全球化正是資本積累過程的新發展。兩極體制的崩潰為資本主義的擴張提供了廣闊的非資本主義空間，因而也為資本積累過程的新發展創造了條件。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乃是這一空間經受資本主義改造出現的問題。資本主義全球化要求把改造進程繼續下去，不容走回頭路。它只會為下一階段的發展開辟新路。

　　【□陳魯直--作者為中國前駐丹麥、冰島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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